上海虹桥边检站在虹桥商务区海外发展服务中心设立“移民管理服务平台”

近来一个挑战是P2P网贷。

你可能听人说过，犹太商人打个喷嚏，世界上所有银行都将感冒。到公元四世纪，基督教基本成熟，开始规范罗马帝国内各社会方方面面的秩序，包括私人生活和公共空间。

第二，从摩西于公元前八世纪写作《申命记》开始，犹太社会先是被巴比伦驱赶、后来被罗马帝国驱赶。基督教跟犹太教在其他方面也有差别，但是，借贷离人们的生活，离国王的生存距离最近，而还债的压力是具体的、是很多人每天能感受到的，所以，两门宗教对待有息放贷的不同立场，是造成犹太人在中世纪后期被不断驱赶的重要起因。于是，每次从犹太人手里借到钱时，都会感激。在巴比伦的统治下，大批犹太精英被赶出家园，走到异国巴比伦。耶鲁大学犹太人教授和学生如此之多，以至于除了基督教节日外只有犹太教节日可以请假，其他宗教节日不行。

早在公元629年，国王就要求把所有不愿改为基督徒的犹太人驱逐出境。由此看到，不管在欧洲、中东，还是在旧社会的中国，人们普遍在借钱时感恩对方，而还钱时憎恨放贷人，并且到最后，只记住憎恨的感受、把感恩全忘。这样一来，我们谈到发展时，把发展等同于建设投资、实业投资，实业投资又进一步等同于企业的投资。

大家回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直到80年代末期，当时厉以宁先生、吴敬琏先生等老一辈经济学家花了很多力气呼吁全社会，特别是管理层要重视金融的发展，当时他们在谈到为什么要发展金融的时候，都是从企业融资的角度来谈。12日的第一场闭幕演讲是来自本次论坛的重要嘉宾香港大学冯氏讲席教授、亚洲环球研究所主任陈志武。一个三口人的家庭一年花3.3元，就可以把大的疾病风险去掉了。为期三天的大会内容丰富，嘉宾云集，不仅围绕多个普惠金融领域内的热点话题展开热烈讨论，还有多位非常重要的专家、学者和监管部门的领导和机构代表在会上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讲，使得一年一度的国际论坛成为行业内颇具影响力的交流平台。

长话短说，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对金融理解方面同样做调整，就是把金融不只是理解为企业融资、投资建设融资，同样也包括消费金融，除非我们做这种调整，否则的话以后产能过剩、靠投资带动、靠出口市场带动的结果会继续下去。举几个简单数据，2014年，给中国居民家庭提供的住房按揭贷款和其他消费金融支持大概是10万亿人民币，在2014年时大概占GDP20%，是整个银行业金融资产120万亿的9%左右。

正因为这个原因，就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避免我的那些经历，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哪怕未来的收入前景非常好，也只是能看到，并不能使用。在金融领域里，金融仿佛就等于企业融资和建设投资融资，对于金融的理解就没有消费金融这一板块。但如果没有疾病保险会怎么样？一家三口人要存钱存满多少时，特别是做母亲的，才可以睡好觉，才可以不用考虑疾病带来的影响有多大，一家三口要存满3000万才可以完全放心。因为我们看到过很多研究，也有很多同仁做过相关研究，发现贫困跟医疗治病，跟其他风险事件关联度非常高，所以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健康保险品种，还有其他保险品种可以推出来的话，让更多普通人可以避免因为生病或者意外事件的到来而致贫。

从2014-2017年、2018年，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蛮好的。一旦得上这个病，放在每个人身上每年得上这个病的预期损失是多少？千万分之一×1000万元医疗开支，每个人预期损失是1元钱，如果有保险的话，每个人花多少保费就可以把这个病的风险解决好，最多1.1元钱，这样有10%的保险公司支付成本。所以普惠金融、消费金融可以帮助他们，使他们未来非常好的收入前景不仅仅只去想象，而是可以用上，将未来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年轻时来花，这样一来让每个中国的年轻人和中年人整体的幸福感在年轻时就可以提得更高，让他们整个人生一辈子幸福总的水平可以提升很多，把14亿中国人每一个人一辈子的幸福都提升了以后，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就可以提升很多。回过头来想想，如果我在80年代、90年代把未来年长了以后的收入转移一些到那个时候来花的话，有可能我谈女朋友的对象都不一样，对我有兴趣的女孩也会多很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观念的调整尤其重要，尤其把消费金融、普惠金融进一步在方方面面提上日程，推动发展，不要因为校园贷或消费贷款碰到一些问题，就说消费金融现在已经走过头了，大可不必。道理蛮简单，至少我自己回过头来想，我在80年代初上大学，每天可以花的钱不到1元钱，那个时候是我一辈子收入最低或没有收入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是我最需要花钱的时候。

如果有这种精准的保险产品，一家人只要花上3.3元，就可以把风险根除掉。我们不妨简单想像一下，如果有一种疾病一旦得上的话，要花掉1000万元去治疗，假设每年每个人得上这个病的概率是千万分之一。

贝老师他们五年以前就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实际上超前很多，回过头来看，很不错、很了不起。回过头来看，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整个实体行业各个领域都产能过剩，但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占GDP的比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高，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的银行业重点是为企业和地方政府来提供支持，只有17%是提供给居民家庭的，但是美国的银行业资产的75%是用来支持居民家庭的，所以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美国经济的消费需求很旺盛，而中国消费需求相对来说比较低。他在演讲中非常精炼地讲到了金融观念的改变的重要性。但即使到了2017年年底，居民贷款，包括住房按揭贷款，大概是40万亿，相当于2017年底252万亿银行业的金融资产的17%，也就是说剩下的银行业的金融资产的83%都是为企业、为地方政府提供支持。到现在为止，关注贷款类的普惠金融比较多，但也应注意到保险类的普惠金融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扶贫方面，保险可以作为的空间比信贷更大。

这样一来就带来一个很直接的理解，即金融=企业融资=建设投资金融。但是我们以前都把金融等同于生产者金融、企业金融，所以把生产方、企业方的金融需要重点发展好了，满足足够多了，可是消费者的金融需求就被忽视掉了，由此产生的结果是需求没办法上来，但是产能供给不断上升，一个结果是必须要靠出口市场来弥补需求低于产能的差距。

为什么金融很重要？因为当时一个典型的说法就是社会上有很多闲置的资金，而企业需要很多的资金，怎么可以把闲置的资金撮合到一起，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去使用呢？从想象的场景里可以看到金融可以帮这个忙。他认为，消费金融、普惠金融，是对于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人们生活幸福感以及保障水平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应该是金融的不可获取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理很简单，我们学经济的都知道，至少大致上有生产方和消费方都有金融的需求。相比之下，去年美国家庭总负债、总贷款是13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银行业资产的75%的分量。

通过这样简单、比较极端的例子让我们可以看到普惠保险对于解决贫困真的是非常管用、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真正精准保险产品不一定会很贵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研究金融、搞金融行业的职业人士都知道，精准的金融产品是把金融服务的价格降得非常低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因为这样一来金融就不只是高收入群体可以用的东西，如果普惠金融做得非常好、非常精准的话，没有太高收入的人也照样能够通过利用金融，把自己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风险给解决好，不至于因为一场病而打入贫困，然后一辈子都爬不出来。因为原来的观念是这样的，所以即使是金融行业最前沿的人，也只能够从建设融资、从企业融资的角度去发展金融市场。2019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已于10月10日至12日成功举办。现在我57岁了，是我一辈子到目前为止收入最高的时候，以前从来没有收入这么高过，但是我现在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少，也许喝喝星巴克咖啡等等还花点钱，其他就不怎么需要了。

第二，推动消费金融的发展，不只是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非常重要，而且需要认识到，整个中国社会所有的人，特别是草根出身的年轻人，一辈子幸福的提升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这个理解一直贯彻到具体响应党中央号召时，我每次看到中央决定要重点发展经济，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肯定又要做更多投资了，要扩展实体经济的产能

与此相关的是，在公元200年左右，一个叫Ulpian的罗马人就推出了人类寿命预期表，标识出30岁的人大概还能活多少年、31岁的能活多少年，等等。儒家影响强的地方，宗族发达，即使在现代金融进来以后，这些地区对金融也未必有那么大的需求。

比如，在中文里，我们有叔叔、伯伯、大舅、小舅、大姨夫、小姨夫，但英文里只有一个，就是uncle，不做细分。这里举一个通俗的例子：一桌子菜在那里，谁可以先吃，谁只能后吃，谁可以多吃，谁必须少吃？这里，桌子上的菜就是需要配置的资源。

儒家主张以义而不是以利规范人际互助，这一点与基督教非常一致，后者也是排斥通过货币化、商业化实现人际互助。当然，儒家宗族内肯定是信任度高，因此有利于族内融资、实现风险互助，但宗族之外、族与族之间的信任体系基本没有。所以，在实证意义上，量化历史研究表明，儒家礼制的确给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好处，只是其代价也不小。自从周朝选择基于家秩序组建社会结构之后，礼制与宗族建设占据了过去近三千年中国哲人的大部分精力，让他们无暇他顾，导致中国人几乎无法信任族亲之外的人，连上门女婿都难以接受。

中国的称谓系统里，有伯母、婶婶，大姑、小姑，大姨妈、小姨妈。姐姐、妹妹，嫂子、弟媳，堂姐、堂妹，表姐、表妹。

各县差别之所以这么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儒家在各地的影响程度各异。妻子的伯、叔父母称伯岳父、伯岳母、叔岳父、叔岳母。

前两个条件在中国早就满足了。就在孔孟关注礼制建设的时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却专注讨论完全不同的哲学问题。